在讨论也门内战时，人们多把沙特和伊朗的代理人竞争视为也门内战的根源之一，即沙特支持也门政府，伊朗支持教什叶派胡塞武装。但如果历史地、客观地来看，伊朗与胡塞武装的关系并非典型的赞助-代理关系，尤其是双方的关系并非从胡塞武装产生起就具有赞助-代理关系的性质。因为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胡塞武装便与伊朗建立了联系，西方也指控伊朗至少从2009年起就向胡塞武装提供物质支持，但直到2011年，几乎没有公开证据表明伊朗为胡塞武装提供直接支持。
直到2011年也门的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Ali Abdullah Saleh）政权在“阿拉伯之春”中倒台，特别是2015年沙特领导阿拉伯联军打击胡塞武装后，胡塞武装对伊朗的价值才开始上升；在沙特和也门政府打击下，胡塞武装对伊朗的需求也开始上升。在此背景下，双方的合作水平才得到提升，但双方并未形成典型的赞助-代理关系，其重要原因在于双方的意识形态基础薄弱、胡塞武装的独立性较强、伊朗仍在进行战略评估，以及其他复杂因素的制约。因此，伊朗和胡塞武装的关系属于仍在建构中的赞助-代理关系。
从20世纪90年代胡塞运动兴起到2011年“阿拉伯之春”导致萨利赫政权倒台，胡塞武装虽受到伊朗影响并与之保持联系，但双方的关系并不属于赞助-代理关系。
胡塞武装是在上世纪90年代也门宰德派（编注：教什叶派的分支）复兴运动中建立的宗教政治组织。分布在也门北部的宰德派也称第五伊玛目派（“伊玛目”为阿拉伯语音译，意为“领拜人”“表率”“率领者”，原指寺内率领群众举行拜功的领拜师），创立者为什叶派第三任伊玛目侯赛因（先知的外孙、第四任正统哈里发阿里的次子）的孙子宰德·本·阿里。宰德派约占也门人口的35%-45%。在7世纪也门被阿拉伯帝国征服并化以后，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以及一系列地方王朝先后统治也门。16世纪至20世纪初，也门大部处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南部沿海地区相继遭到葡萄牙和英国侵略。1918年奥斯曼帝国崩溃，宰德派伊玛目叶海亚领导建立了独立的穆塔瓦基利亚王国。在1962年也门军官革命推翻伊玛目政权、建立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北也门）后，宰德派在政治、经济处于边缘地位。沙特瓦哈比派（编注：教逊尼派的分支）宗教扩张的冲击，复兴特别是伊朗革命的影响，共同推动了宰德派复兴运动的产生。
胡塞运动是宰德派复兴运动的产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为排斥瓦哈比派的影响，也门著名宰德派领袖阿拉玛·赛义德·胡塞（（Alama Said Houthi）呼吁复兴宰德派。在1979年伊朗革命胜利的影响下，阿拉玛·赛义德·胡塞之子赛义德·侯赛因·胡塞（Said Hussein Husthi）建立了宰德派的政治组织——“青年信仰者”组织。
1992年，同为宰德教派成员的也门总统萨利赫联合“青年信仰者”组织对抗逊尼派，使侯赛因·胡塞的势力不断壮大；1993年，侯赛因·胡塞当选为议员，主张在也门建立神权统治，并与萨利赫（Ali Abdullah Saleh）政权产生矛盾。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侯赛因·胡塞及其支持者将矛头指向美国等西方国家，指责萨利赫政权是美国的走狗。2004 年，宰德派宣布在萨达省建立政府，遭到也门萨利赫政权重兵围剿，侯赛因·胡塞被政府军击毙，但其活动从未中断。
侯赛因·胡塞死后，其支持者将“青年信仰者”组织更名为“胡塞人”，外界多称其为胡塞武装或胡塞运动。从2004年到2010年，在胡塞武装与萨利赫政权长达七年的冲突中，后者得到了沙特的支持。
从20世纪90年代胡塞运动兴起到2011年萨利赫政权倒台前，胡塞武装的建立及主要创始人都受到了伊朗的影响，并与伊朗建立了联系，但如果以赞助-代理关系的要素即物质支持、持久合作、共同敌人三大因素来衡量，伊朗与胡塞武装的关系并不具备这三大要素，双方关系因而也并不属于赞助-代理关系。
首先，胡塞武装并未得到伊朗的大量物质支持。在与也门政府长达七年的对抗中，“胡塞武装是在几乎没有任何外部支持的情况下，在对抗也门和沙特政府持续压力的经历中形成的”，并发展成为“真正具有组织结构、意识形态且能力超群的武装力量”。
其次，胡塞武装与伊朗存在联系，但并未形成持久的合作。在20世纪90年代，胡塞武装便与伊朗建立了联系，胡塞父子都有到伊朗库姆学习或旅居伊朗的经历。 在上世纪90年代末，侯赛因·胡塞曾前往伊朗和苏丹学习宗教。由于很多国家的什叶派精英都有伊朗学习的经历，这种联系并非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合作关系。
最后，伊朗和胡塞武装尚缺乏较为明确的共同敌人。尽管胡塞武装提出了“伟大，美国去死，以色列去死，诅咒犹太人，教胜利”的组织口号，并与伊朗反美、反以的政策主张有一定契合性，但美国和以色列主要是胡塞武装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并非胡塞武装和伊朗在现实同反对的敌人，双方尤其还没有把沙特作为共同敌人并合作予以打击。
2011年萨利赫政权倒台后，胡塞武装在也门政治转型和内战过程中不断壮大，对伊朗的战略价值明显增强。2015年以来沙特与伊朗矛盾加剧并于2016年断交，沙特领导阿拉伯联军打击胡塞武装，使伊朗和胡塞武装对彼此的战略需求增强。
首先，沙特介入也门冲突，萨利赫政权为争取沙特支持，把胡塞武装塑造为伊朗在也门的代理人，使沙特和伊朗作为也门冲突双方赞助者的线年胡塞武装与也门萨利赫政权的对抗中，沙特是影响也门政局的重要因素，因为沙特支持的瓦哈比派扩张是宰德派寻求复兴和胡塞武装建立的重要原因，沙特自然是胡塞武装反对的对象；胡塞武装与萨利赫政权的冲突波及也门和沙特边境，“基地”组织从也门威胁沙特，都促使沙特和也门日益加强共同打击胡塞武装和“基地”组织的合作。这促使胡塞武装开始把沙特作为攻击对象，并导致胡塞武装越过边境进入沙特阿拉伯，并于2009年11月与沙特边防部队发生冲突，双方冲突持续到2010年1月才达成脆弱的停火协议。而萨利赫政权更是极力把打击胡塞武装的行为塑造为打击伊朗代理人的斗争，指责伊朗为胡塞武装提供武装和训练。分析多认为，也门之所以渲染伊朗对胡塞武装的支持，旨在争取沙特和美国的支持。
“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也门萨利赫政权的崩溃、沙特和伊朗对抗的加剧，使胡塞武装和伊朗对彼此的价值和需求增加，双方建立赞助-代理关系的条件初步具备。
从也门形势来看，2011年的民众抗议和胡塞武装的反叛运动导致也门陷入动荡，萨利赫政权在2012年和平交权并组建阿卜杜拉布·曼苏尔·哈迪（Abdrabbuh Mansur Hadi）任总统的过渡政府。2014年“全国对话大会”召开，但未能解决也门政治转型的矛盾，胡塞武装和南方分离主义运动拒绝接受大会协议，导致也门陷入内战。2015年3月，沙特领导的阿拉伯联军对胡塞武装进行空袭，胡塞武装面临的军事压力加大，进而使其对外部支持的需求扩大。因此，也门的动荡局势尤其是内战的爆发，使伊朗可以更容易进入也门寻找代理人，而2011年至2015年胡塞武装在军事能力、领土控制范围和政治权力方面都有了显著增长， 也使其作为潜在代理人拥有更重要的战略价值。
从地区层面，沙特与伊朗对抗加剧，双方在地区范围内广泛进行代理人争夺，沙特扶植哈迪政权并打击胡塞武装，使伊朗扶植胡塞武装并与沙特展开代理人战争的条件初步具备。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沙特与伊朗争夺地区领导权的矛盾和教派矛盾交织，使双方在叙利亚、伊拉克、巴林的教派矛盾和权力竞争加剧，特别是2015年萨勒曼任沙特国王以来，采取更加激进的外交政策，并于2016年与伊朗断交，这都使也门胡塞武装成为伊朗代理人的现实可能性不断扩大。
有分析认为，伊朗在2011年即使向胡塞武装提供过支持，也是有限的低成本、低风险的支持。在2010年之前，伊朗媒体很少评论也门危机，并坚决否认伊朗向胡塞武装提供援助。但伴随沙特与伊朗对抗加剧，伊朗媒体开始越来越多谴责沙特在也门从事反对什叶派的活动，并把它描述为攻击什叶派世界活动的一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伊朗开始为干预也门冲突和支持胡塞武装获得公众支持。
由于也门冲突严重导致信息不足，使外界很难获取关于伊朗和胡塞武装合作内容及程度的信息资料。总体来说，伊朗明确对胡塞武装提供支持并提升水平，与伊朗和沙特对抗的公开化和尖锐化存在同步性，具体表现为伊朗强烈谴责沙特军事干预也门，并把沙特出兵也门与逊尼派对抗什叶派的教派矛盾联系在一起，同时在舆论上公开支持胡塞武装，足见利用胡塞武装抗衡、袭扰和牵制沙特，是胡塞武装对于伊朗最大的潜在代理人价值。胡塞武装与沙特在也门境内的冲突可以对沙特构成牵制，而伊朗又无需卷入冲突。
总之，“伊朗仅付出相对较低的成本，便可使沙特军队付出高成本，而伊朗并没有直接和沙特对抗的风险。”此外，胡塞武装在也门北部控制大片领土，使其有可能成为伊朗接近沙特，并对沙特构成直接威胁的代理人。对于胡塞武装来说，在2015年遭到沙特领导的阿拉伯联军军事打击后，获得伊朗支持对其维持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同时胡塞武装也希望借助伊朗的支持，和清除沙特萨拉菲派（编注：逊尼派中一种以萨拉菲主义学说为基础的极端保守正统运动）在也门北部的影响。
从近年来国内外关于中东政治、也门冲突、伊朗外交、胡塞武装研究的大量学术成果、智库研究报告和媒体报道来看，各种成果都承认伊朗对胡塞武装的支持，且在2015年以后有明显增长，但对于伊朗对胡塞武装支持的规模、程度，以及双方关系的性质，学界存在较大的分歧。关于支持规模和程度，有的观点特别是西方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多认为伊朗在资金、物资、武器、培训方面为胡塞武装提供了大力支持，有的观点则认为伊朗对胡塞武装的支持较为有限；关于伊朗和胡塞武装关系的性质，学界存在利益交换、政治结盟、教派联盟、赞助-代理关系等多种看法。
客观而言，2015年以来伊朗对胡塞武装支持的规模和水平明显提高符合事实，这在伊朗自身的官方立场和媒体报道中得到了一定的体现，甚至在联合国关于也门的报告中也有一定的体现。但关于支持的具体情况尤其是武器、资金和培训等情况，缺乏翔实可信的数据佐证，特别是西方的大量报告和报道中的数据多具有不确定和推断、猜测等问题。美国兰德公司的报告认为，在2011—2014年，即也门陷入内战和胡塞武装力量明显壮大前，伊朗对胡塞武装的支持相当有限；2015年以后伊朗的支持开始增加，但这种支持的确切性质和程度仍不清楚。这应是较为客观的看法。
从赞助-代理关系的角度看，本文认为伊朗和胡塞武装的关系尚处在赞助-代理关系的建构过程中，其关系具备了赞助-代理关系的某些特征，即赞助方对代理方的支持、双方对抗沙特的共同目标，但双方合作的性质尚不具备赞助-代理关系特征中的持久性，双方关系更多还是交易性质，双方目标也还存在一定差异，胡塞武装较强的自主性也使伊朗对其的领导能力较为有限。
伊朗和胡塞武装的关系更多是机会主义的利益交换，双方合作缺乏战略性。“长期以来伊朗在也门的利益是非常有限的”，特别是在2011年以前，伊朗并不认为其在也门拥有巨大的战略利益。有分析认为，伊朗在也门的利益是间接的、非核心的，它向宰德派和胡塞武装提供的支持也是有限的、机会主义的；即使在2015年胡塞武装遭受打击以来，“伊朗与胡塞武装的关系仍然主要是交易性的，双方只在战略和战术价值大于成本的情况下履行承诺”。
伊朗未拥有对胡塞武装的领导能力，胡塞武装的意识形态和发展目标都有较强的自主性。胡塞武装在性质上是代表也门北部宰德派利益的政治和军事组织，在2004年开始与也门政权发生冲突后已具有反叛武装的性质，但其并未封闭与也门政权和解的大门，并参加了2014年的“全国对话大会”，只是在大会协议未能满足其要求后转向武装抗争。然而，胡塞武装作为也门地方性政治组织的性质并未改变，其主要诉求是结束宰德派所在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边缘化，其与沙特的冲突也并非听命于伊朗的结果，而是力图清除沙特在传统宰德派地区的影响。
自成立以来，胡塞武装一直关注也门当地问题，而不是参与伊朗更广泛的地区战略。“胡塞武装和伊朗领导人的利益和目标不能在所有问题上保持一致。虽然胡塞（与伊朗）有共同的敌人（沙特），但胡塞传统上关注他们的国内利益，而且远不如伊朗的其他一些代理人更倾向于输出革命的热情。”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几乎无法直接控制胡塞武装的行为和决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曾表示，尽管美国的确担心伊朗与胡塞武装的关系，但没有证据表明伊朗有控制胡塞武装的行动。
伊朗和胡塞武装之间缺乏牢固的意识形态根基。如前所述，在宗教信仰方面，胡塞武装信奉什叶派宰德派，伊朗信奉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尽管胡塞武装赞赏和肯定伊朗革命，双方也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宗教联系，但双方无论是在教派认同，还是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并未形成牢固的意识形态凝聚力。在教派方面，宰德派在信仰上与逊尼派更接近；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胡塞武装虽对霍梅尼革命的精神大加赞扬，但其与伊朗十二伊玛目派的主义（Twelver Islamism）理论及其“教法治国原则”（velayat-e faqih）的联系较弱，与伊朗和其他代理人的关系相比，伊朗与胡塞武装的联盟更多依靠共同利益。
综上所述，在胡塞武装建立和发展的早期即上世纪90年代到2010年，胡塞武装的建立受到了伊朗革命的影响，双方的宗教联系也较为广泛，但二者并未建立赞助-代理关系；从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也门国内和地区形势变化使伊朗和胡塞武装对彼此的需求上升，双方进入建构赞助-代理关系时期，但双方关系仍缺乏战略性、持续性和意识形态根基，其未来尚具有不确定性，双方未来关系取决于胡塞武装在也门的政治地位、也门形势和地区形势走势、伊朗的选择等多重因素。
“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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