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展人安德鲁·博尔顿(Andrew Bolton)选择了重新构建时尚叙事的方式,将美国历史上的时尚碎片重新拼合,试图从中发掘出曾经被人们忽视的情感品质与文化价值,为当今的美国时尚编织一场新的梦境,进而探索美国时尚的未来。
从西进运动传承到美国精神中的开拓与务实,影响了美国时尚的风貌。在过去,对美国时尚的描述更多是偏向现实的直陈:Calvin Klein的内衣广告大方展现美式性感,Gap云集好莱坞众星拍摄肖像组照《Individual》,Ralph Lauren将西部拓荒、印第安文化与好莱坞情怀交织成的美国梦变成贴近生活的真实……美国,这个创立了“轻奢”理念的国家,骨子里就透着大众属性。它从血与火的蛮荒中开辟道路,经历了经济繁荣的黄金年代,亦不时戳破歌舞升平的美好泡沫,超级大国的体量催生消费主义疯长,来不及物哀,一切繁华与贫困、安全与暴力、尊重与偏见、怀旧与叛逆,通通交织裹挟着美国时尚与大众向前滚动。如今,博尔顿试图凝练归纳“美国的时尚辞典”,重新梳理服装中包含的那些更适用于现代的品质,借助人与服装的感性对话,利用时尚符号背后的象征意义,一次又一次地回归与大众生活的情感连接,那些从社会运动中带来的平等、多样性与包容性的态度,成为词汇式的存在,赋予当代的美国时尚以叙事的可能。
博尔顿所构建的“美国时尚故事”并非虚无缥缈地飘浮在大众生活之外,这一庞大的主题也被他作家式地重构。他将安娜·温图尔的服装中心改造成一个“想象中的家”,其中的每个房间都将代表一种特定的情感品质,诸如幸福、快乐、叛逆、怀旧。加裔美国建筑学者维托尔德·罗伯津斯基(Witold Rybczynsk)关于家庭生活和文化演变的著作《家:理念的简史》(Home: A Short History of an Idea)启发了博尔顿,“家”这样的房间与“服装”之间存在着某种共性,二者都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如果房间与服装仅仅只有功能作用,而无法与人建立情感联系并获得一种“印象”,亦即“情感品质”,那它们就失去了其不可替代性,也就是其存在的独特性。
那些爱恨情仇本就是从日常生活中产生,夹杂着不同的时代背景,在空间氛围服装气质上留下了符号化的记忆。博尔顿对这些情感品质的发掘建立在他对当代美国年轻设计师的认知上,美国设计师们对当下面临的社会问题与人类困境有着先锋的自我反省,他们讨论多样性、包容性、性别流动、可持续与透明度,借助这种自我批判,美国时尚或许可以慢慢从喧哗易逝的“潮流”中探索出一条道路,走向更为经典永恒的“风格”。
图左:OSCAR DE LA RENTA2022春夏系列;图右:PRABAL GURUNG2020春夏系列
在讲述美国故事的这场旅途中,主体的定义显得尤为重要。博尔顿在给出他对美国时尚的“辞典”(Lexicon)作为这个故事的总体论述后,又以“包容性”为核心,借助时装与空间的隐喻,给予美国故事的主体以身份认同。
第二部分“Who gets to be American?”,展览主题暗合新加坡出生、尼泊尔长大、纽约求学的设计师普拉巴·高隆(Prabal Gurung)在2020春夏纽约时装周的品牌系列主题。那一季中前所未有雇用了来自多元文化的多样性的模特。在谢幕的时候,每位模特在原有衣服的基础上加上一条选美绶带“Who gets to be American?”,从而将对美国身份的讨论推向了高潮。高隆作为尼泊尔移民,经常被称为“尼泊尔设计师”,但他更希望自己被视作一个“来自”尼泊尔的设计师,通过对美国时尚史的回溯,重新定义美国时装。这次展览中选用了高隆2020春夏系列中斜挂着“Who gets to be American?”标语的一件白色选美礼裙进行展示,其整个系列的灵感源自美国时尚史,同时也体现了高隆作为设计师的个人进步,既是对美国在世界时尚体系中的定位,也是多元人群在美国时尚中获得身份认同的探索。“20年前我以移民身份来到美国。我走遍了世界各地,但我从来没有来过这里,我决定来这里,因为我听说过关于可能性和机会的‘美国故事’。”珠峰的圣洁、佛教的灵性、法式的优雅与美式的休闲……高隆对“谁能成为美国人”的提问,同时也是对美国时尚包容性与身份认同的思考。
博尔顿将高隆的叙事与展览的空间结合,选用了“美国之翼历史房间”作为展场,这一空间将建构一个虚拟的美国家庭,集结了从17世纪马萨诸塞州到20世纪初的明尼苏达州的美国建筑与家居风貌,体现了多样的美国生活方式及其变化。博尔顿将不同历史阶段的房间界限模糊化,试图激发对美国故事的情感体验,“当我们家中房间的功能变得不那么独特,我们与室内房间的联系也变得更加个人化”,每个房间的服装都与情感相关,向人们展示了整个空间是如何在其原始环境中形成,在这一空间中人们是如何生活,在未完成的美国故事里,服装与空间的对话亦即时尚史中对“美国”的寻找。
在“美国之翼历史房间”(American Wing Period Rooms)中,约翰·范德林(John Vanderlyn)的凡尔赛全景壁画将再现1973年“凡尔赛之战”的布景,这场在巴黎凡尔赛宫皇家剧院的时装秀对美国时装业产生了颠覆性的意义,被称为“美国T台革命”。1972年恰逢凡尔赛宫募集修缮资金,成立艺术赞助基金,纽约时装周的创始人提出举办法国与美国的联合时装秀来帮助基金的推广,双方各推出五名设计师,美方的五位设计师是Oscar de la Renta, Stephen Burrows,Halston, Bill Blass 和 Anne Klein,法方推出的是时年风头正盛的Yves Saint Laurent、Hubert de Givenchy、Pierre Cardin、Ungaro和Marc Bohan,并以两个小时的交响乐队伴奏展示了法国辉煌的高定设计,而美国的时装设计师只能用音乐卡带伴奏。这无疑是对美国时尚的一次重击,以至于2005年美国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罗宾·吉维翰(Robin Givhan)专门花了320页的篇幅记述分析这场秀的意义,它让美国时尚从复制欧洲时尚中走出,偏偏与精致奢华的欧洲时尚相径庭,开创独具美国大众时尚的特色风格。
图左:Claire McCardell的1951春夏系列;图右:Claire McCardell的1945春夏系列
在此次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展览中,亦有美国“运动衣之母”克莱尔·麦卡黛(Claire McCardell)的作品,她是美国时装史上冠名品牌的第一人。早期麦卡黛作为美国大型服装制造商旗下的主设计师,常常被派往巴黎去参考甚至抄袭当季欧洲最流行的款式,再将简化版内销回美国,在她看来,这些设计并不切合美式生活风格,于是她开始探索“麦卡黛主义(McCadellisms)”——采用斜裁手法,加入可调节身材的系带,不对称的扣子排列,混用男女装、常服与礼服的面料。大众化的休闲款式设计滋润了美国干涸的时尚土壤,麦卡黛逐渐掌握了话语权,像欧洲设计师们一样把自己的名字正式加到公司的品牌名称上,而从1940年起,她便婉拒了各种巴黎的时尚活动,专注于服装的实用价值。麦卡黛的经历体现了美国时尚精神的独立性,并走出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传统时尚格局,找到了“美国”得以从欧洲时尚圈中突破的关键点。麦卡黛的作品布置在“美国之翼历史房间”中的Shakers women’s bedroom中,在这一充满清教徒式苦修意味的空间中,“震动派”(shakers)作为继承基督精神的新协会,推崇性别与社会的平等、独立,遵循和平主义、理想主义与极简生活,体现了美国作为具有浓厚新教传统国家的务实精神。也正出于这种实用伦理,美国时装呈现出大众化、平民化的特点,其透露出的休闲感亦暗示着财富与教养,时尚精神与空间氛围不谋而合,完成了突破欧洲优雅风貌的出走。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展览的预告视频终末使用了斯特林·鲁比(Sterling Ruby)的作品《星条旗》(Veil Flag)代表展览的主题——这也是同时呈现在两个展览中的作品。当那块看起来脏兮兮的牛仔布料包裹着的人缓缓舒展开来,站起走上台阶,一面美国国旗的样态慢慢呈现开来:没有象征着五十个州的白星以及象征着十三个原始殖民地的条纹,试图表达在多样、包容的时代背景下,继承美国精神,重构一个新的美国时尚故事。它或许混沌迷惘,却是美国时尚不得不面对的迷雾般的未来,它仍要承载起人们的理想与渴求,回归更加大众化的、多元包容的样态。这次的展览作为试图给出了美国设计师特别是青年一代设计师投入时代的可能性,将往昔的标签去掉,去重新评估美国时尚的价值。美国时尚需要新的语言,能够构建不同人群情感沟通的新谱系,重新构筑美国时尚现代性的词汇,发出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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